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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在新加坡餐馆工作的孟加拉籍客工，声称自己连续数月每天工作13至15小时、每周工作7天，却没有获得加班费。
雇主否认责任，坚称他完全没有加班。不过，雇佣纠纷索偿庭最终接受客工提供的出勤记录，并裁定公司须赔偿20,000新元。
公司也须另外支付400新元诉讼费用和60新元支出，合计20,460新元。
受聘为食品加工工人
根据2026年7月1日公布的裁决书，这名客工是孟加拉公民，持工作准证受雇于一家没有公开名称的公司。
他从大约2023年12月开始工作，直到2025年12月8日离职。
虽然准证上列出的职位是食品加工工人，但他实际上被安排到雇主经营的一家孟加拉餐馆工作。
雇主没有提供书面主要雇佣条款
公司没有按照规定，向客工提供列明主要雇佣条件的书面文件。
不过，双方都同意，雇佣条件应以人力部发出的原则批准信为准。
根据原则批准信，他每周应工作44小时、每周6天，基本月薪是1,500新元，另有每月500新元固定津贴。
他的每月总薪金为2,000新元，加班费则是每小时11.80新元。
声称每天工作13至15小时
这名客工表示，他在受雇期间通常每天工作13至15小时，而且每周工作7天，没有固定休息日。
不过，他提出的索偿只涵盖2025年4月1日至12月8日。
他计算后认为，这段期间共累积1,848.8小时加班时间，未支付的加班费达到$21,815新元。
索偿庭最高只能判$20,000新元
虽然客工计算出的欠款超过$21,000新元，但这起案件的雇佣纠纷索偿庭司法权限上限是$20,000新元。
因此，他最终只能索偿$20,000新元。
索偿庭接受他的全部索偿，并判公司支付最高限额。
每天清晨5时工作至晚上9时
客工提交一份涵盖2025年4月1日至12月8日的出勤表。
记录显示，他在这段期间每天都工作。
星期一至星期六，他通常从清晨5时工作至晚上9时；星期日则通常从早上7时工作至晚上9时。
部分日子的上班时间略有不同，例如：有些平日从早上7时开始，但整体工作模式大致相同。
从打卡系统改为脸部识别后开始自行记录
客工解释，公司原本使用打卡卡片记录出勤。
大约从2025年3月开始，公司改用脸部识别系统，他因此无法再取得自己的出勤记录。
他之后每天把上下班时间写在纸上，再根据这些记录整理出提交给索偿庭的出勤表。
这份表格是在一家非营利机构协助下完成。
旧打卡记录成为重要证据
客工也从手机中找出2024年5月、7月和8月的打卡卡片照片。
照片显示，在这些月份，他星期一至星期六通常在清晨4时20分至4时45分之间开始工作，星期日则大多在早上7时前后打卡。
他通常在晚上9时左右下班，部分日子甚至工作至接近晚上10时。
虽然这些打卡记录不在索偿期内，但工作时间与他后来整理的出勤表相当一致，因此被裁判官视为重要佐证。
照片时间资料也获接纳
客工同时提交打卡照片的时间资料，显示照片大致是在相关打卡月份拍摄。
裁判官Joel Tan认为，这些是当时拍下的真实记录，并非在索偿开始后才制作的文件。
这些照片也支持客工的说法，即公司过去确实使用打卡系统记录员工的工作时间。
公司称他完全没有加班
雇主召来3名证人，分别是办公室经理、公司董事和同一家餐馆的厨师。
3人都声称，这名客工从来没有加班。
办公室经理表示，员工每天大约工作8小时，包括1小时休息时间，并称客工完成班次后便会离开，由厨师接手工作。
她也说，员工若有加班，公司会在当天以现金支付加班费。
公司称没有保存工时记录
办公室经理声称，公司没有制作或保存这名客工的工作时间记录。
她表示自己不知道公司曾使用打卡系统，也不知道客工从哪里取得打卡卡片。
至于脸部识别系统，她说那是隔壁一家关联公司使用的设备，只供另一家餐馆的员工使用。
当客工出示自己站在脸部识别机器前的照片时，她声称他可能未经许可进入办公室拍照，以制造索偿证据。
厨师承认自己每天也加班
餐馆厨师作证时表示，他本人每天大约工作11小时，每周工作6天。
他的工作时间通常是早上6时至10时，以及下午4时至晚上11时。
厨师承认，自己每个工作日都会加班2小时，并以现金获得加班费。
不过，他仍坚持这名客工从未加班，理由是自己完成烹饪后，会接手客工负责的服务工作。
餐馆只有3名员工
裁判官指出，这家餐馆只有3名员工，分别是一名清洁工、提出索偿的客工和一名厨师。
餐馆每天大约从清晨6时或7时营业至晚上11时。
在员工人数这么少、营业时间这么长的情况下，裁判官难以理解，如果客工只工作8小时，餐馆如何安排有效的轮班制度。
雇主证词出现时间空档
根据办公室经理的说法，客工经常在清晨5时至6时开始工作，每次工作约8小时。
这代表他的班次最迟会在下午2时至3时结束。
可是厨师表示，自己的早班在上午10时结束，直到下午4时才回来上班。
按照公司的说法，下午2时或3时至4时之间，客工和厨师都不在场，餐馆却仍然营业。
裁判官认为，这个明显空档进一步削弱了公司的说法。
雇主没有提出任何客观反证
裁判官指出，客工声称自己连续数月每天上班，并提出超过1,800小时的加班索偿。
这类范围很大的索偿，其实很容易被客观记录推翻。
公司只要拿出任何一天的轮班表、短信、出勤资料或其他记录，证明客工当天没有上班，或工作时间比申报短，便可质疑整份出勤表。
反而，公司却一天的纪录都拿不出来。公司没有提出任何有充分证据支持的反例。
声称所有排班都靠口头通知
公司表示，员工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和固定休息日。
每天的上下班时间，会由主管在前一天面对面口头通知。
裁判官认为，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。
如果员工在将近2年内每天都由主管临时安排班次，理应留下至少一些手机短信、聊天记录或其他数码沟通证据。
但公司没有提交任何相关资料。
裁判官认定公司持有出勤记录
《雇佣法令》规定，雇主必须制作并保存员工记录，包括每天工作时数和休息时间。
这些记录也必须让相关员工或前员工能够查阅。
裁判官根据打卡照片、脸部识别系统以及两家关联餐馆共同使用资源的情况，认定公司实际上有保存出勤记录，只是不愿意披露。
拒绝交记录对公司不利
由于公司没有履行保存和提供员工记录的责任，索偿庭可以作出对公司不利的推断。
裁判官认为，如果这些出勤记录真的能够支持公司的说法，公司理应主动提交。
公司选择否认记录存在，反而显示有关资料如果公开，很可能对公司不利。
法庭提醒不能以一般经验判断客工反应
公司认为，如果客工真的每天工作13至15小时，又长时间没有获得加班费，他不可能一直不投诉。
裁判官承认，这个论点起初看似有说服力，但之后认为，不能单凭一般人的生活经验，判断来自不同社会、文化和经济背景的人会如何面对恶劣工作条件。
员工可能因为害怕冲突、希望情况改善、不愿失去稳定收入、难以寻找其他工作，或认为投诉没有作用，而选择继续忍受。
外籍客工投诉可能担心被遣返
裁判官指出，这些顾虑对外籍客工可能更加严重。
外籍客工能否继续留在新加坡，通常与雇佣关系和工作准证有关。
他们若在受雇期间投诉欠薪或没有休息日，可能担心雇主取消工作准证并将他们遣返。
如果客工来新加坡前还背负中介费或其他债务，突然被遣返可能带来严重经济后果。
没有证明这名客工实际面对这些情况
裁判官也特别说明，案件中没有证据证明这名客工确实因为害怕遣返、背负债务或无法转职而保持沉默。
裁决的重点只是：他在离职后才提出索偿，并不代表其说法必然不可信。
索偿庭最终仍是根据出勤文件、证人证词和雇主没有披露记录等证据作出判断。
每月加班超过200小时
裁决书指出，这名客工在索偿期间，每月申报的加班时间超过200小时。
新加坡《雇佣法令》一般规定，员工每月加班不应超过72小时，每天工作时间通常也不应超过12小时，除非属于法律允许的特定情况。
这名客工所申报的工作时间，明显超过这两个上限。
超过法定上限仍有权获得工资
尽管工作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，雇主仍不能以此为理由拒付加班费。
裁判官引用高等法院先前裁决指出，加班上限是为了保护员工，而不是让违反规定的雇主逃避支付已经完成工作的工资。
如果允许雇主以员工工作时间超过法定上限为理由不支付工资，就等于让雇主利用自己的违法行为获益。
原本可能获得更高休息日工资
这名客工声称，自己每周工作7天，也就是所有休息日都在工作。
根据《雇佣法令》，如果员工应雇主要求在休息日工作，计算方式可能比普通加班费更有利。
不过，他提出的案件只涉及加班费，没有另外以休息日工资提出索偿。
因此，索偿庭只能按照加班费项目审理，不能另外判给休息日工资。
判公司支付20,460新元
索偿庭最终认定，这名客工已经证明自己在2025年4月1日至12月8日期间，完成出勤表列出的工作时间。
公司则没有提出可信的文件或具体证据推翻他的记录。
裁判官批准全部索偿，并判公司支付20,000新元。
公司也须支付400新元费用和60新元支出，总额达到20,460新元。
案件没有公开双方身份
裁决书以JHU和JHV代表客工及公司，没有公开双方真实姓名。
报道只说明，客工是孟加拉公民，受雇于一家经营孟加拉餐馆的公司。
因此，公众不能根据现有裁决确认餐馆名称、地点或公司负责人身份。
员工应保留自己的工时证据
这起案件显示，工资和加班纠纷中，工作记录非常重要。
员工可保留轮班表、打卡记录、工资单、工作聊天记录、工作地点照片，以及每天上下班时间。
即使雇主掌握正式出勤系统，员工自己保存的同期记录，也可能在发生纠纷时成为重要证据。
雇主则有法律责任保存员工每日工作时间和休息记录，不能在争议发生后声称所有安排都只通过口头通知。
